直播带货藏“猫腻”，售假治理需多方合力******

　　◎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近年来 ，网络直播带货日渐兴起。在一些直播间内，低廉 的商品价格、主播极具诱惑性的销售话术，让不少消费者怦然心动。

　　然而，一些直播带货的商品看似物美价廉 ，背后却可能潜藏制假售假 的“猫腻”。各地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已查处多起通过直播平台售假案件，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 。

　　服装、配饰是“重灾区”

　　记者发现 ，服装 、配饰等 是直播售假的“重灾区” 。此外 ，酒水类售假也屡见不鲜 。山东德州警方近期查处一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假茅台酒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而犯罪嫌疑人用于制作假酒的基酒每斤成本只有8.5元。

　　直播售假已成为网购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少“网红”也曾因售假问题被监管部门处罚。2020年，有消费者质疑某主播团队成员在直播间售卖的燕窝是糖水。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人员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罚款90万元 的行政处罚。

　　而在黑猫投诉平台，消费者针对电商直播平台的投诉已达万余条 ，涉及商品以次充好 、虚假营销、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等多方面问题 。

　　常用套路有迹可循

　　多名办案民警表示，围绕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络主播 的一些常用套路有迹可循 。

　　在山东菏泽警方破获 的一起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冒牌服装 的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采用大量营销手段宣传产品，并用话术诱导消费者 。菏泽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方辉杰说 ，犯罪嫌疑人直播前会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新款产品的预热 ，甚至花钱购买流量引流，直播间几乎每次都有上万人观看 。在销售过程中，以“大牌尾单”“工厂原单”等名义，利用部分消费者贪图便宜 的心理，销售价格比正品便宜很多的假货。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售假团伙甚至还总结出多种固定套路。例如，在推销产品时 ，常常用“全部 是内部渠道弄到 的货，要 是假货我还用那么麻烦吗 ？”“费力搞到货别人却不领情 ，这种心情你懂吗 ？”等话术营造找到货源不容易的感觉。而在鼓动消费者下单时，常常会使用“一共30单就上一分钟”“错过就再也没有了”“这个价格就上这一次，一会恢复原价”等说辞 。

　　一些主播在直播平台上长期售假，也凸显出平台自身存在监管盲区 。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马恒说，查处的销售假酒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曾在直播间连续直播卖货多时，仅一个月就销售假酒2000多箱 。

　　中消协在《2022“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到 ，在“双11”转型升级、商品与交易逻辑再梳理 的渐进过程中 ，平台与商家的规则边界意识还有待强化。

　　平台方监管责任需落实

　　记者注意到 ，一些平台已经采取措施，对直播售假行为进行治理 。2022年9月，抖音电商就曾发布关于“三无商品” 的专项治理公告 ，对销售无产品名称 、无生产厂厂名、无厂址商品 的商家进行严厉打击。此外 ，2022年11月10日，抖音电商还公布“打击售卖劣质羽绒服专项行动”阶段治理成果 ，封禁违规羽绒服商品33491件，清退相关店铺522个，处罚相关商家596个 。

　　受访专家认为 ，假冒伪劣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 ，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秩序 ，也侵害了相关品牌企业的切身利益 ，同时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亟须严肃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借助直播平台售假现象增多 ，凸显出对这一新兴领域 的监管尚存不足。2021年5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制定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相关监管部门应秉持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类制假、售假行为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

　　2022年3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平台方的监管职责。

　　“各互联网平台需要进一步压实自身责任，对于入驻的电商经营者尽到主体资格审核义务 ，在保障消费者权利 的同时，这也 是促进自身业务增长的方式之一。”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认为，各大平台要做到严格落实监管 ，引导入驻商家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确保守法合规经营。

　　多地公安和消保部门也发出消费提示 ，呼吁消费者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尤其 是避免盲目冲动 ，做到科学消费 。遇到消费纠纷时 ，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供线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 ，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 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 的纽带 ，因此城市组织 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 。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 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 的 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 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 ，街区 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 ，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 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 。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 。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 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 ，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 ，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 ，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 ，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 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 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 ，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

　　然而 ，市政街区 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 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 ，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 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 ，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 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 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 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 ，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 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 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