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春运” ：阖家团圆就 是幸福年******

　　【春运进行时】

　　“明天开始我就不点外卖了。这张小餐桌终于能放一些父母做 的美食了！”今年春节前夕 ，已经在北京工作6年的王冰柯终于如愿让父母答应从老家云南大理来北京过年。帮父母买完机票后，王冰柯就开始打电话约保洁，“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好好收拾过家，过年前要来一次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接父母到来”。

　　提到春运，在许多人 的习惯认知里就 是节前集中回乡、节后扎堆返城 的人口“大迁徙”。但如今，随着人们思想观念 的转变，像王冰柯父母这样 的“反向春运”旅客越来越多。“反向春运”也被称为“反向团圆” ，是指年轻人将老家 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 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 。这一新潮的过年方式，子女可以不用顾忌放假时间 、高速拥堵、票价高昂等因素，既可以尽到孝心 ，又能一家人团圆。

　　王冰柯告诉记者，作为常年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过年的首选肯定还 是回老家。但他家离北京比较远 ，春节假期掐头去尾在家也待不了几天 ，回大理 的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都较高 ，所以今年王冰柯决定让父母来北京一起过年，顺便也可以带父母去北京周边 的景点转转。

　　“就拿机票来说吧 ，如果我大年二十九或除夕从北京回大理 ，机票加税费需要2600元，但同时间段从大理飞北京 的航班一张票只要不到600元，这样算起来父母两人往返机票加起来还不如我自己 的一张单程票贵。”王冰柯表示 ，另外 ，春节期间大理的游客非常多，物价也随之上涨，在老家过年真不如在北京过年划算。

　　某旅行网站发布 的2023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北京 、上海、广州 、深圳 、杭州等大城市是今年“春运” 的热门目 的地 ，和常规意义下 的热门航线相比 ，“反向春运”热点航线票价折扣力度非常大 ，票源也十分充足 。与此同时 ，铁路部门也扩大了非高峰方向票价折扣优惠列车范围，为“反向春运”旅客提供了价格更加低廉 的选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指出，“反向春运”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 的 。在客观上有春运运输资源倒挂的因素，一票难求 的情况下 ，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换一种过年团聚 的方式 。在主观上也折射出公众理念 的转变 ，随着社会 的发展，故土难离 的观念逐渐淡化 ，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认同 ，只要家人聚在一起 ，在哪里过都是团圆年。

　　此外 ，“反向春运”客流的增长 ，除了观念上的转变外 ，也和人口构成不无关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表示，春节 的意义在于一家人团圆，上代父母往往养育了多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共同回到父母身边是团圆的基本模式 。但如今独生子女比例很高，这类家庭中不论是孩子回到父母身边 ，还 是父母来到孩子身边 ，对于团圆本身来说意义相同 ，所以许多这类家庭对于“回家过年”和“反向春运”都抱着开放 的态度。

　　就交通运输的特性而言 ，南来北往、满载而归应该是其运力均衡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境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交通运输部门对“反向春运”机票车票 的打折优惠 ，就 是其对乘客积极填补这种运力空档 的一种经济引领 ，假如“反向春运”成为更多旅客的过年选择 ，受益的将不只是交通运输企业，更可不同程度地提升乘车者出行舒适度。

　　“平常因为工作忙 ，和父母的沟通就 是打打电话、发发视频 ，对于父母而言 ，过年期间 的团聚可能 是他们一年中最大 的期待 。”王冰柯说，不论 是正向还是反向 ，也不论 是在老家还是大城市，只要能够阖家团圆 ，就 是一个幸福年。

　　(本报记者 訾谦)

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 、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 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 ，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 ，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 ，但更重要 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 ：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 ，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 ，这 是一篇 的主干 。其次 ，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 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 是“人事” 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 。但我 的看法稍有不同 。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 的观点 ，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 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 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 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 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 。也就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 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 。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 ，《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 。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 。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 ，竭万姓之脂膏 。大臣无罪以获诛 ，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 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 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 ，思得高楼避暑 。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 ：“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 。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 ，陛下虽欲有作 ，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 ，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 ，何也 ？”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 ，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 ，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 ，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 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 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 ，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 ，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 ，“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 ，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 ，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庄宗后来 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 ，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 的观点 ，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 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 的观点句，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 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 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 。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 的重要性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 ，但其向下文延伸 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 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 ，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 。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 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 的天 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 的变化”。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 ，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 ，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 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不过 ，当人们总 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 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 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 ：“呜呼 ！”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