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 。我想撰文纪念 ,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 ,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正在等待发榜 。根据考后即时公布 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 。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 :“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 ,愿意不愿意来工作 ?”我答道 :“我回国 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 ,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 ,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 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 。一天上午 ,我持证走进中南海 ,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 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 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 :“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 ,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 ,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 。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 ,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 ,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 ,即将牌子取下 ,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 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 ,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 ,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 ,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 的越南归侨周毅之 ,吸引了我 的注意力 。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 ,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 ,而且她还 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 ,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 ,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 ,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 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 、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 ,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 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 、装订 ,百分之九十以上 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 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 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 ,举家回国 ,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 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 的 ,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 ,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 。他们来自印尼 、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 、越南 、缅甸、菲律宾 、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 ,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 ,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 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 的作用 。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 ,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我社5名记者中 ,白国良、何耕新 、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 、菲律宾归侨王澄枢 ,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 ,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 ,中菲尚未建交 。白国良采写 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 的描写 。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 ,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 ,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 的指示 ,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 的日语广播 ,翻译成中文 ,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 ,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 。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 ,每天抄收印尼电台 的印尼语广播 ,翻译成中文 ,出版活页资料 ,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 。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
我作为一名归侨 ,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 ,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 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 ,这 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 。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 是这一天结婚 。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对他说 :“结婚登记处 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 ,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 ,你要小心准备了 。”他却若无其事地说 :“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 ,不用愁虑 。”我笑了笑告诉他 :“人心难测 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 ,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 ,到政府去登记结婚 。登记处 的人问女方结婚 是否自愿 ,女方没有表示 ,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 的摇了摇头 ,登记就没有成功 。假如我们 的事我也摇摇头 ,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 :“你要会摇头 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我知道他这句话 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 的 。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 。可 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 。演夜场 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 。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 的招待他们 ,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 ,因为院里有好些人 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 ,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 ,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 。可 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 ,伯鸿和他都怔了 ,原来他们 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 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 ,互相喂了糖 ,报告了恋爱 的经过之后 ,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
袁雪芬 、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 。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 ,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 ,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 的人离开之后 ,它仍旧燃烧着 ,按照婆婆 的意见 ,靠近烛台 的墙上 ,悬着一个福禄袋 ,因为找不到铁剑 ,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 的铁剑配在上面 。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 ,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 的妹妹 是我 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 ,以及他幼年时代 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 。去年9月 ,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 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 的心头 ,再也移不掉 。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 的确不打算考虑 的 。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 ,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 的悲苦 的晚年 。但 是 ,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 。对于整个社会 ,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 的旺盛。现在 ,艺术成了我 的生命,我要把我 的一生 ,献给祖国 的艺术事业 。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 ,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 ,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 。在这些日子里 ,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 。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 的人 ,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 。晚上 ,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 是把他从书上看到 的或者采访中遇见 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 ,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 。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 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 是爱好戏剧 的 ,同时还爱好音乐 。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 ,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 ;也 是这样 ,开头他总 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 。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 的地方,也有分歧 。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 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 。”因此 ,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 、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 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 的人 。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 ,我拿回几个呢料 的样品 ,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 ,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 。可 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 ,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 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 的脸色 。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 ,认为这 是一件麻烦事 。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 的意见很正确 ,终于把稿子写成了 。原来他对自己 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 的,这也影响了我 ,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 ,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 ,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 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 。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 。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 ,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开始我很担心 ,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 ,我 的婆婆不知怎样 。可 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 ,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 ,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 ,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 。我 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 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 的那天,我和婆婆真 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 是幸福的 ,我在这幸福 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 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 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 ,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