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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 ,即 :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 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 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 ,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 。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 ,但更重要的 ,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 ,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 是一篇 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 ,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 ,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 。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 ,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 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 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 ,所以这 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 的观点 ,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 ,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 。其实 ,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 ,《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 。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 。大臣无罪以获诛 ,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 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 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 是有庄宗 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 。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 ,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 ,荫广厦 ,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 ,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 ,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 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 ,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 ,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 ,可谓婉切 ,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 ,“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 ,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 ,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

  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还 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 ,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 ,这第三处 的观点句,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 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 的重要性 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 的存在 ,但其向下文延伸 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 。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 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 ,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 ,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 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 。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 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 的变化” ,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 的天 的变化” 。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 。”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 ,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 、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 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不过,当人们总 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 ,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 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 :“呜呼 !”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网红”美食柳州螺蛳粉去年出口增六成 出口额达八千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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