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新春见闻)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香港1月11日电 题：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左手握一方印石，右手执一支刻刀，不使用印床来固定印石的香港篆刻家李玉生 ，娴熟使用冲 、旋 、转、剔多种刀法，在自己 的工作室凝神聚力地创作着，在轻重缓急 的节奏中，一只动态十足的小兔子跳跃欲出……
图为正在创作中的李玉生 。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癸卯兔年春节来临之际 ，李玉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生肖兔代表的是宁静 、善良 、温和和活泼，尤其是刚刚过去 的几年受疫情影响，人们更渴望早日走出疫境、生活祥和美好 ，他就决定创作一方生肖兔印章 ，来表达和传递这种愿望 。
也正因如此 ，在这只生肖兔 的下方，李玉生特意又刻上“兔年大吉”四个篆字，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 、万事如意 、国泰民安 。
图为李玉生治印生肖兔，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 、万事如意 、国泰民安。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李玉生告诉记者 ，他钻研篆刻艺术是半路出家。他痴迷收藏近30年 ，在与陶瓷 、玉器 、书画等藏品打交道 的过程中 ，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起初拜师雷少华和林坚璋学习书法，后又师从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高足、著名画家卢清远和岭南画派名家伍月柳等人 ，研习多年后形成了自己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书画作品上的印章同样 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李玉生说 ，美国学者威廉·罗肯特曾称赞中国篆刻艺术 是“世界公认的最高艺术” ，而篆刻家是“能使石头唱歌的艺术大师”，他潜心观察每一位名家 的用印并从中领悟印章和书画作品的融合之美，继而又开始痴迷篆刻 ，在西泠印社名师邓昌成和西泠学堂林墨子导师的指导下学习篆刻。
此前学习书画 的沉淀也给他 的篆刻带来便利和灵感 。“书法有笔法，篆刻有刀法 ，使刀如使笔。”李玉生说：“其实 ，在印石的方寸之间表达艺术语言需要严谨的推敲，需要人文 的修养 ，方寸之间有大天地。”
在篆刻水平精进之后 ，他把创作思路转向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他要将《兰亭序》全文用印章表现出来 。朱文白文灵活协调、边款用字摒弃雷同，李玉生潜心用力数月之久 ，终于将全文324字的《兰亭序》刻在了64方印章上，在拓印印屏时，李玉生为了作品 的丰富性 ，又特意尝试了篆刻书圣王羲之的人物肖像，作品完成后受到名家的充分肯定 。
图为李玉生介绍他创作 的《兰亭序》全文印屏 。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一发不可收的李玉生，又创作了《陋室铭》《心经》《爱莲说》等全文印屏 ，从人物肖像篆刻到象形物篆刻乃至鸟虫篆 ，也成为他在方寸天地间纵横驰骋 的畅意表达。
在2022年中央援港抗疫期间，李玉生用篆刻来记录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内地医护人员逆行而上的付出，身着防护衣怀抱儿童 的医护人员、运送抗疫物资 的列车、方舱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等 ，都在他 的刻刀下一一呈现 ，这幅以几十枚印章组成 的《壬寅年香港抗疫印屏》，在香港抗疫美术作品展览中亮相，吸引众多人士观赏赞叹 。
“香港与内地已经实现了首阶段‘通关’ ，很多三年没有和内地亲人团聚的香港市民已经北上，兔年里我也要去内地好好走一走 ，从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李玉生说，脸上写满期待 ，“祝愿大家在新一年‘兔’来运转、‘兔’飞猛进”。(完)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 ，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 ，走进了“海棠院” 。  ▲《中新社人文地图》 ，章新新绘“海棠院” 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 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 ，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 ，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 ，它 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 。近晚 ，日军占领北平 ，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 。1949年之后 ，原是中侨委 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 。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 是国务院港澳办 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 。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 。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 ，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 。他说 ：“现在，你们有47个人 ，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 的时候，才5个人嘛 ！”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 ，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 ，报道要“群众化一些”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 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 ，不顾政治后果 ，这 是不对 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 是没有好处 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 、条件 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 ，“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 。要做 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 的特点，了解其困难 ，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 ，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 。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 ，廖公批了6个字 ：“太长！太长 ！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 ：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报道要“群众化” ，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 ，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 ，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 。“文革”之前 ，中国新闻社 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 ，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 ，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 。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 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 的马列主义 ，而形式是爱国主义” 。“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 是对 的 ，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 的、无 的放矢 、‘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 ，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 ，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 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 、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 ，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 是胡闹 ，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 ，“宣传增产节约 ，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 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 ？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 廖公一再强调 ，“要提高通讯社 的威望 ，切忌‘文抄公’ 。”他讲 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 ，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 ，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 的报道方针 。在当时，廖公 的讲话振聋发聩 ，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 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 的放映厅 ，可以坐四五十人 。“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 ，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 ，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 的首选场地 。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 。讲话 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 的灵活性” 。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 的华人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它 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 ，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 的也可以 ，甚至是完全落后 的也可以，但 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 他反复叮嘱 ，“不要忘了一般群众 ，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 ，变成对牛弹琴了 。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 。要不然 ，情况不同 ，对象不同，你弹出来 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 ，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 、群众来讲，还 是两头小 、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 。听高调 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 的背景 是 ，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 ，业务发展日新月异 ，中国新闻社 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中新社 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 。他说，“中新社就 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 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 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 同时，他一再说 ，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 ，要会说家常话 。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 ，在这篇讲话中 ，廖公阐述得很清楚 ，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 是千叮咛 、万嘱咐 。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 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 ，开门见山 ，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 ，提纲挈领 。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 ，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 ，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回答了“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 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 的历史样本 。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 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 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 ，也 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 的历史经验。 他不 是中国新闻社 的编辑记者 ，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 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 。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 。晚饭后 ，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 ，了解发稿情况 ，审看稿件 。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 是母鸡下了蛋 。但是这个蛋 ，孵出来 的 是鸡还 是鸭 ，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 ，中国新闻社 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 ，日益壮大 ，浩浩荡荡。七十年了 ，在这支队伍 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 ：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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