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 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 ，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 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 ，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 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 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 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 ，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后两处 是“人事”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 。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但从观点 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 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 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 ，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 ，庄宗之所以失天下 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 ，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 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 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 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 ，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 ：“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 。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荫广厦 ，不胜其热，何也 ？”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 ，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 ！”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 、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 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 ，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
值得注意 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 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 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 ，这第三处 的观点句 ，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 ，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 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 。”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 ，以颇为“自然” 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 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 的变化” ，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 的天 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 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 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 的自然之理 ，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 、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 。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 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 ，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 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 ：“呜呼 ！”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斐济邮政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发行兔年生肖邮票******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潘旭临)记者18日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获悉，由斐济邮政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发行 的2023兔年生肖邮票 ，于当地时间18日在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发行仪式。这 是自2016年以来 ，斐济邮政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连续第8年合作发行生肖邮票。
右起 ：王旭光先生 、柯林·索瓦尼·雅巴克先生、阿尼鲁达·班索德博士 、韩小燕出席发行仪式。 桑钦龙 摄本套兔年生肖邮票共四枚 ，设计创意来源于中国剪纸 ，将中国生肖兔文化和斐济民族文化相结合。邮票的边框采用了斐济传统的玛西布(masi)图样 ，生肖兔剪纸 的镂空装饰结合使用斐济本地常见 的扶桑花和中国牡丹，红色和金色烘托出中国新年的节日气氛，生动展现两国的民俗文化特色。首日封则选用了真实的兔子照片作为主体，与邮票形成表现形式上 的反差，相得益彰。
据介绍，担任这套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师是由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 ，具有丰富的邮票设计经验。邮票设计均富含中国和斐济两国文化 的特色 ，承载了交流文化 、加深友谊 的美好寓意 。
当地一位女子展示首日封 。 桑钦龙 摄活动主办方还将两国历年合作 的生肖邮票精心装裱 ，作为常设展览向公众开放。
中国驻斐济使馆临时代办王旭光先生、斐济教育遗产艺术部文化遗产艺术司司长兼国家档案馆馆长柯林·索瓦尼·雅巴克先生 、斐济邮政执行总裁阿尼鲁达·班索德博士 、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韩小燕等共同出席了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
在发行仪式上 ，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韩小燕表示 ，中斐合作发行 的生肖邮票已经成为两国文化的信使，穿梭于世界各地 ，每一枚邮票都融入了中斐两国文化 的元素 。斐济中国文化中心与斐济邮政因为一年又一年的合作，使双方人民对彼此的文化更加熟悉和更加理解 。
斐济邮政执行总裁阿尼鲁达·班索德博士表示 ，感谢斐济中国文化中心高效率的工作 ，让这次兔年邮票发行活动举办得非常圆满成功。斐济中国文化中心把中国优秀文化带到斐济 ，也深受斐济人民 的喜欢 。斐济邮政和斐济中国文化中心通过合作发行十二生肖邮票 的形式，也促进了两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
当日 ，“欢乐春节·兔年剪纸大赛”颁奖仪式和“发现中国冰雪之美”摄影艺术展开幕式同期举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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