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 ，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 ，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 ，广泛 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 ，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 。隋文帝开皇初年 ，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 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 ，民间仍有私铸 的现象 。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 ，合乎标准 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 ，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 ，开皇五年（585）以后 ，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 ，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 ，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 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 ，即便 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 ，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 、最成功 的钱币” ，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 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 ，首先体现在货币 的名称上。唐以前 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 ，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 ，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 ，而唐朝开始 ，钱币改称“宝” ，如通宝 、元宝 ，并冠以当时的年号 。在钱币学家看来 ，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

如前文所述 ，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 ，唐代最开始铸造 的钱币也并不 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 ，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 ，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 ，重二铢四累 ，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 ，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 ，而 是改称“通宝”流通 。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 的说法。同时 ，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 ， 是度量单位上 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 的 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 ，争议持续了上千年 。《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 ，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 ，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 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 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 ，虽然唐宋期间 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 ，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 ，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 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 。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 ，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 的、不够完美 的痕迹抛弃 ，寄寓着美好 的政治想象 。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

清代民间铸造 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 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 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 的年号钱 ，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 ，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 、大历元宝等 。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 的当属开元钱 ，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 的钱币 ，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 ，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 的楷模 。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 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 的影响，东至今朝鲜 、日本 ，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 。以开元钱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 ，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 的铸币同样也 是如此 。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 ，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 ；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 ，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 。”（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 的读法）足见五铢钱 、开元钱深刻 的影响。

到了宋代 ，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 。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 ，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 ，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 的稳定 ，实则不然 。不同种类的宋钱，变 的 是上面 的年号，而钱 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 ，年号可以看做钱币 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 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 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 ，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 、日本、交趾三国 ，宋钱都 是主要流通货币 。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 。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 ，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在福建漳浦县 ，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 ，七年八年用元祐钱 ，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 。《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 ，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 ，质精且多 ，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 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 ，明人对各式各样 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 ，什么都用，就 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 ，这也是颇为奇特 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市场上铸币芜杂 ，轻重不一 ，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 。因此 ，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 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 ，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 的质量好坏 ，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 的“恶钱” 、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 ，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 ，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 。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 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 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 。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人民生活困难 ，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 是雪上加霜。列宁 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 的最有效 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 ，在无法遏制 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 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 的宝钞 ，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 。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 ，也仿照元朝的做法 ，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 。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 。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 ，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 ，如“银钞”或“钞银” ，实际上指的是银 、钱 ，而不再专指纸币 。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 ：“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 ，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 的崇祯通宝 ，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 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 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 的稳定统治，前朝 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 ：“馀准废铜输官 ，偿以直 ，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 ，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 ，通令天下 ，限三月期毕输 ，逾限行使 ，罪之。”就 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 ，并且严禁私铸 、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 的古钱很多 ，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学士徐乾学上疏 ，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 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 。而且，在钱法混乱 、经济动荡 的时候 ，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 ，“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 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 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 ，但其重点打击对象 ，其实 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 的伪钱。当然 ，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 的流通 ，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 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 ，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 、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 。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聚焦重点领域 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

　　作者 ：鹿文亮、王晓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近年来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绿色低碳 、基因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培养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孵化了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都为我国开辟新赛道 、谋划未来产业发展创造了能力和条件 。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 、基因技术、未来网络 、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 ，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国家层面高度重视 ，多部委提出要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科技部 、教育部发文确定了10个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以及1个建设试点培育 。进一步明确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推进典型应用场景示范 ，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已具备发展未来产业 的能力和条件

　　近年来，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绿色低碳 、基因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孵化了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都为我国开辟新赛道、谋划未来产业发展创造了能力和条件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科技创新方面 ，我国已经构建了从国家到区域 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先后布局了一批大科学装置 ，为我国在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绿色低碳等未来产业方向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国家层面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高地和创新要素 的汇聚地 ，构建了“国家+区域”的科技创新体系 。形成了由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构成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能力 。

　　在产业发展方面 ，近十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在部分领域形成了全球影响力。我国在5G 、北斗、高铁、特高压、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新能源汽车实现弯道超车，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产销量连续多年位于全球第一 。我国还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5G网络，中国企业声明 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达到38.2%，并逐步拓展5G在工业 、交通、制造等多个行业 的融合应用 。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开展前沿技术创新及发展未来产业奠定了基础 。

　　从发展经验来看，我国初步探索了前沿技术创新 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积累了培育未来产业 的经验。过去十年来，依托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国在创新主体和平台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建立了包括人才 、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等在内的要素和市场体系 。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领域发挥了民营企业和平台公司的创新作用 ，在高铁 、特高压等高端装备领域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积累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经验。

　　面向重点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生态体系

　　未来产业具有依托新技术、引领新需求 、创造新动力和扩展新空间 的“四新”特征。发展未来产业要充分考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还要考虑到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和不确定性。为此 ，要统筹布局 ，把握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通过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来实现未来产业落地发展 。在特定区域先行先试 ，通过创新政策 、创新场景培育一批“新物种”企业，构建未来产业生态 。

　　首先 ，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明确我国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未来产业 是由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驱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引领作用，当前处于萌芽或产业化初期 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但从技术发展趋势和未来消费需求升级来看，未来产业 的发展又有一定的确定性。以“十四五”规划中未来产业的六大领域为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 ，加快推进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 、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确定优先发展 的未来产业方向，进一步组织攻关一批需要重点突破 的关键核心技术 。

　　其次，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 ，建设一批“未来+”应用场景 。将未来产业 的创新技术与行业需求进行匹配 ，探索未来产业技术和产品的重点应用领域。面向“未来+”场景 ，推进“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场景应用” 的融合创新 ，打造未来城市、未来能源 、未来交通、未来制造、未来农业、未来健康等重点场景 。发挥场景创新的牵引作用 ，率先引导一批技术成熟度高 、产业化能力强、市场需求旺盛 的未来产业前沿技术在应用场景和行业领域产业化落地。

　　最后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培育未来产业创新生态 。遵循从前沿技术创新到产业化应用 的发展规律，以原始创新为引领 ，按照“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应用—生态培育” 的发展思路 ，制定一批创新政策和管理规范，攻克一批战略性和引领性 的前沿技术，孵化一批未来产业“专精特新”和“新物种”企业 ，建成一批未来产业示范应用新场景 ，培育竞争力强 、经济效益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 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 。

　　为未来产业配置资源要素和发展空间

　　发展未来产业具有战略意义，但由于未来产业成熟度较低，回报周期长 ，早期应给予引导与支持 。一方面是将资金、人才等要素向未来产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倾斜，提升产业成熟度；另一方面则 是通过模式创新和领域开放，为未来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 是引导科技研发项目向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倾斜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科技政策聚焦自立自强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 的组织作用。面向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相关部门 、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自上而下地布局科研项目向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倾斜。针对产业发展 的短板环节和可能形成战略长板的领域方向 ，引导战略科技力量增加研发投入 。

　　二是建立未来产业创新激励政策，汇集未来产业资源要素 。制定财税 、金融、人才等产业政策，并在未来产业先导区先行先试 ，利用产业政策汇集人才、资金等要素，并探索政策的精准性和效能。政府层面设立未来产业“母基金” ，并与市场资金共同设立专项“子基金”进行投资，同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选择作用 。发展与安全并举，加强金融监管 ，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发展。

　　三 是鼓励模式创新与新兴领域探索 ，为未来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在涉及国家战略的未来产业领域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技术攻关组织和产业化推动作用。在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未来产业自主创新领域 ，发挥政府采购等 的作用，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市场空间 。